【摘要】目的探討多藥耐藥相關蛋白在不同卵巢上皮癌組織中的表達及與卵巢上皮癌化療效果的關系。方法采用SP免疫組化方法聯合檢測多藥耐藥相關蛋白P-糖蛋白(P-gp)、谷胱苷肽-S-轉移酶-π(GST-π)、肺耐藥相關蛋白(LRP)等在36例卵巢上皮癌組織中的表達情況，取同期卵巢良性腫瘤及交界性腫瘤各10例作為對照組。結果卵巢上皮癌組織P-gp、GST-π和LRP陽性表達率與良性和交界性腫瘤之間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1)，良性與交界性腫瘤之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P-gp和LRP在卵巢上皮癌組織中的陽性表達率隨其臨床分期及病理分級的升高而升高(P<0.01);GST-π的陽性表達率在臨床分期I～II期與III～IV期之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但在病理分級G1、G2與G3之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P-gp、GST-π和LRP在卵巢上皮癌的陽性表達率與化療療效呈負相關(P<0.05)。結論卵巢上皮癌組織中存在原發的多個耐藥相關蛋白共同表達的現象，聯合檢測卵巢上皮癌組織多藥耐藥相關蛋白，對化療藥物的選擇及預后判斷有一定臨床指導價值。

【關鍵詞】卵巢癌 耐藥 P-糖蛋白 谷胱苷肽-S-轉移酶 肺耐藥相關蛋白 免疫組織化學

腫瘤細胞對化療藥物的耐藥是多種耐藥基因參與的結果。化療是卵巢上皮癌主要輔助治療方法，了解卵巢上皮癌耐藥基因的表達，對選擇合適治療方案和實施有效的逆轉措施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通過檢測多藥耐藥相關蛋白P-糖蛋白(P-gp)、谷胱苷肽-S-轉移酶-π(GST-π)、肺耐藥相關蛋白(LRP)在卵巢上皮癌組織中的表達，探討其對化療藥物的選擇及預后判斷的臨床指導價值。

1、材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2002年1月-2004年12月我院婦產科收住卵巢上皮癌患者36例，年齡27～69歲，平均(51±8)歲。36例均為初次手術，行卵巢癌分期手術或腫瘤細胞減滅術，術前未接受任何治療，所有標本均經手術病理證實，其中漿液性囊腺癌18例，黏液性囊腺癌10例，子宮內膜樣癌8例。病理分級：Ⅰ級7例、Ⅱ級11例、Ⅲ級18例。FIGO分期(1986)：Ⅰ期7例、Ⅱ期4例、Ⅲ期22例、Ⅳ期3例。血CA125均>35U•mL-1，其中11例>500U•mL-1，術后輔助PC或TP方案化療，定期來院隨診檢查或電話隨訪32例，失訪4例。隨訪時間54～90個月，隨訪內容包括臨床癥狀、婦檢、血CA125、超聲檢查或MRI檢查等。取同期卵巢良性腫瘤及交界性腫瘤各10例為對照組。

1.2 方法 標本經10%甲醛固定，石蠟包埋，4μm切片，分別行HE染色核實診斷和SP法免疫組化方法。試劑盒由福州邁新公司提供，鼠抗人P-gp、GST-π和LRP為美國Maix公司產品，為即用型抗體。染色步驟按操作說明書進行DAB顯色，PBS代替一抗作陰性對照，相同染色條件下已知陽性片作為陽性對照。結果判斷標準：根據福州邁新生物技術開發公司提供的惡性腫瘤多藥耐藥免疫組化檢測耐藥判斷標準，在低倍鏡(10×10)視野下選擇陽性細胞密度最大的區域，然后在高倍鏡(10×40)下計數500個腫瘤細胞的陽性個數，連續5個視野，腫瘤細胞膜、細胞質、胞核、核膜出現黃棕色顆粒為陽性，不染色為陰性。計數陽性細胞數占細胞總數的百分比，陽性以“+”表示，陽性細胞表達率<10%為陰性，10%～25%為“+”，26%～75%為“++”，>75%為“+++”。

1.3 臨床化療 療效判定標準對化療反應的評價參考WHO標準，觀察3個療程。臨床完全緩解(CR)：臨床癥狀消失，盆腔檢查及超聲檢查均無包塊，血清CA125值下降至正常;臨床部分緩解(PR)：臨床癥狀消失，病灶縮小>50%，無疾病進展表現，血清CA125較術前明顯下降，但未達正常;臨床無效(NR)：臨床癥狀存在，病灶縮小≤50%，盆腔檢查有包塊，病灶增大或復發，血清CA125值未下降或下降后又再升高，或病情在3個月內急劇加重，視為無效。CR及PR視為臨床治療有效，NR視為臨床治療無效。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軟件進行χ2檢驗及四格表確切概率法分析。

2、結果

2.1 P-gp、GST-π和LRP在不同性質卵巢上皮腫瘤組織中的表達。P-gp、GST-π和LRP在不同性質卵巢上皮腫瘤組織中的表達(例數，%)

交界性腫瘤組各指標陽性表達率與良性腫瘤組比較差別無統計學意義(χ2P-gp確切概率法，χ2GST-π0.392，χ2LRP確切概率法，均P>0.05);卵巢上皮癌組與良性腫瘤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P-gp確切概率法，χ2GST-π17.17，χ2LRP確切概率法，均P<0.01);卵巢上皮癌組與交界性瘤組比較各指標陽性表達率亦均有明顯統計學意義(χ2P-gp8.18，χ2GST-π13.06，χ2LRP10.13，均P<0.01)。

2.2 P-gp、GST-π和LRP在不同臨床分期及病理分級的卵巢癌組織中的表達。P-gp、GST-π和LRP在不同臨床分期及病理分級的卵巢癌組織中的表達(例數可見，P-gp和LRP在卵巢上皮癌組織中的陽性表達率隨著其臨床分期及病理分級的升高而升高(P<0.01)，GST-π的陽性表達率亦隨臨床分期升高而增高(P<0.01)，但GST-π在各個病理分級的陽性表達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3 P-gp、GST-π和LRP在卵巢癌組織中表達與化療療效的關系。

可見，在卵巢癌患者中，P-gp、GST-π和LRP表達陽性組，其化療有效率低于表達陰性組(P<0.05)，三種多藥耐藥相關蛋白的表達陽性率與化療有效率呈負相關。

3、討論

卵巢癌是嚴重威脅婦女健康的惡性腫瘤，目前對卵巢癌的治療原則仍以手術為主，輔以化療綜合治療。以鉑類為主的聯合化療提高了卵巢癌患者的總體反應率、臨床緩解率和中位生存率，但隨之而來的腫瘤細胞的原發性和(或)獲得性多藥耐藥現象成為臨床治療的障礙。卵巢癌耐藥是臨床治療最為棘手的問題，因此，探索耐藥機制是解決耐藥問題、改善化療效果的關鍵^①。多藥耐藥是惡性腫瘤存在的普遍現象，其耐藥機制是復雜的，是多種基因共同參與的結果。膜藥物排流泵對藥物的主動排出、腫瘤細胞解毒能力的增強以及藥物靶酶活性的改變均構成了腫瘤細胞耐藥的分子基礎。表3P-gp、GST-π和LRP在卵巢癌組織中表達與化療的療效關系(例)

化療P-gp陽性陰性GST-π陽性陰性LRP陽性陰性有效9111471010無效133150142χ2值4.92—5.63P值<0.050.03<0.05P-gp是多藥耐藥基因MDR的表達產物，為一能量依賴型藥泵，能將多種結構和作用機制不同的天然藥物如多柔比星、紫杉醇、長春新堿類藥物排出細胞外，使胞內藥物蓄積濃度下降，從而阻礙化療藥物作用的發揮，其表達水平與耐藥程度成正相關^①。本研究結果提示隨著卵巢上皮癌手術分期及病理分級的升高，P-gp的陽性表達率顯著升高，而P-gp表達越高，其化療有效率越低。表明P-gp在卵巢上皮癌的發生發展過程及原發性耐藥機制中有一定作用。因此，P-gp可作為卵巢上皮癌預后的一個預測指標。

GST-π是谷胱甘肽S轉移酶的一個亞類。腫瘤細胞解毒能力的增強，使化療藥物在細胞內失活是導致腫瘤細胞耐藥的另一重要機制。有學者研究認為，在耐藥發生的早期階段，GST-π非特異性的結合作用可協助藥物通過P-gp形成的藥物排流泵而外流，從而使之代謝解毒，GST-π與P-gp共同介導了早期耐藥的產生。有學者研究認為卵巢癌組織中GST-π表達與其鉑類耐藥及預后有關，GST-π過度表達不僅與卵巢癌原發性耐藥有關，而且可能與獲得性耐藥有關^①。本研究結果表明，從卵巢良性腫瘤到交界性腫瘤再到癌變的過程中，GST-π陽性表達率逐漸增加，腫瘤分化程度越低以及臨床分期越晚其表達越強，這提示可能與GST-π在腫瘤惡性化轉變過程中被誘導激活而獲得較多的表達量有關。本研究亦提示GST-π的表達陽性組化療有效率低于表達陰性組，表明GST-π的表達可能參與卵巢癌耐藥機制的調節，可作為預測化療耐藥和判斷近期療效的一個有效指標。

LRP位于16號染色體短臂，編碼分子質量110kU的LRP，LRP可能參與了胞膜胞質物質運輸通道和胞質內囊泡的形成，以胞吐方式排出到胞外，降低了細胞內藥物濃度使細胞產生耐藥。故LRP一般介導對順鉑、卡鉑、烷化劑等以DNA為靶點藥物的耐藥性。文獻報道發現順鉑誘導耐藥后可上調卵巢癌細胞中LRP的表達，故LRP可能與卵巢癌順鉑耐藥有重要關系而決定卵巢癌患者的預后^②。本研究結果表明LRP的表達隨著卵巢上皮癌臨床分期、病理分級的升高而增加，LRP表達陽性組化療有效率明顯低于陰性組。提示LRP在卵巢癌原發性耐藥發生過程可能發揮著重要作用，并與預后密切相關。

綜上所述，卵巢上皮癌組織中存在原發的多個耐藥基因的共同表達現象，如果P-gp、GST-π和LRP在卵巢癌組織中同時出現陽性時，化療療效差于三者表達陰性或僅一或兩個表達陽性者。盡管三者在卵巢癌中存在程度不等的陽性表達率，但由于特異性差，尚不能分別成為評判化療的單獨指標。只有通過在卵巢癌組織中進行多基因的聯合檢測，才能更客觀全面的篩選對不同耐藥機制的高效低毒藥物，這有助于指導個體化化療方案的確定，同時對前瞻性優化化療藥物、預測化療藥物敏感性和判斷化療療效具有重要的臨床應用價值^③。

【參考文獻】

[1]張樹榮.卵巢癌耐藥機制研究進展[J].實用婦產科雜志，2006，22(3)：148-150.

[2]趙淑萍.卵巢癌化療耐藥基因檢測的研究進展[J].國外醫學，2006，33(1)：57-60.

[3]盧丹，王志學，陶曉玨.卵巢癌組織中多藥耐藥基因蛋白表達及其臨床價值[J].腫瘤防治雜志，2004，11(5)：512-514.